张林/文 关于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限值，从未被白纸黑字写进任何一份正式官方文件，但每逢降准落地，央行公告皆会标注“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机构”，5%的下限由此成为默认的共识。不过，近日市场消息认为这一隐形下限或有所松动，并引发了新一轮讨论。
下限是否取消，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存在不小的争论。
支持的一方有合理的逻辑。从国际横向对比来看，主要发达经济体已取消或长期维持极低法定准备金率，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0%，欧盟、日本低于1%。今年2月份央行公布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发挥好存款准备金工具的政策调控功能”，当前默认规则的松绑是完善准备金制度的重要方向。
从政策调整的紧迫性来看，目前部分城商行、股份制银行的准备金率已经降至5.5%，只要再经历一轮50个基点的降准就触达了下限，这意味着进一步降准只能对大型银行有效。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政策目标强调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科创与产业升级，下限不打破可能会限制货币政策的总量宽松功能。
从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来看，打破下限所释放的长期低成本资金能够替代部分高成本同业负债，这有利于稳定银行的净息差，可以为降息留出政策空间。同时，对于已经触及准备金下限的小型银行来说，增量资金的主要流向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村农业领域，这意味着打破下限有利于更好地滴灌经济毛细血管。
此外，从货币政策工具的实践来看，2025年7月央行将汽车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的存款准备金率从5%阶段性调降至0%，虽然以上两类机构并不属于存款类金融机构，但该措施依然释放了一定的政策信号，即5%并不是一个不可跌破的红线。政策效果也是可见的，政策落地后汽车金融公司资金流动性增强，部分经销商推出零首付、长周期免息等方案。
反对的一方也有合理的逻辑。从政策储备空间来看，存款准备金本质上是货币政策掌控银行体系流动性的“蓄水池”，准备金率越高，央行向市场“放水”与“抽水”的影响力就越大，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以间接融资体系为主，且经济增长强烈依赖信贷投放的经济体来说，准备金与政策利率的持续下调会缩减货币政策在危机时刻的干预能力。
而且，当前金融机构面临的“资产荒”问题要大于“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总量降准所释放的资金可能并没有更好的去处，资金空转限制货币政策效果，而结构性政策工具对科创、绿色、普惠等领域的定向传导效率更高。因此，不如先将大型与中型银行的准备金率下调至5%附近，而不必直接打破下限。
同时，央行已常态化运用国债买卖、MLF投放、买断式回购等工具补位中长期流动性。对于金融机构来说，通过降准获取长期流动性的成本最低，但也可能加大货币乘数与同业杠杆的波动。
此外，打破下限容易被市场解读为货币政策超常规宽松，可能带来金融市场预期不稳，比如资产价格波动放大、人民币汇率管理压力加大，这些副作用的代价可能是无法忽略的。比如起到无风险利率锚定作用的国债价格，就对降准操作较为敏感，2024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快速单边下行受到了两轮降准降息的影响，甚至首次出现30年期、20年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先后低于日本国债收益率的现象。
那么，以上两种逻辑哪一种更有说服力？总的来说，存款准备金率向下继续调整的方向应是没有疑问的。一部分观点认为，央行目前拥有7天逆回购、买断式逆回购、国债买卖等覆盖短、中、长期的多项流动性管理工具，那么既然工具够用，打破下限也就没有必要。但是“工具够用”并不等同于“制度不用改”，死守5%红线无益于存准金制度改革。
实际上，取消存款准备金率5%的隐形下限，应是货币政策框架调整特别是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的一部分，而不应当被视作单点的工具扩张，这一制度改革本身可能还包括允许以国债缴准、以外汇头寸缴准以及延长准备金率考核周期等先行政策，但最终方向仍是淡化总量指标的约束与控制。
方向没有争议，那什么时机合适？
当前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降低、债市情绪相对稳定，同时实体融资需求仍显疲软，提高实体经济投融资需求，打破“融资需求低、资金空转与流动性不敢投放”之间的负面循环，可能需要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框架思路，而不应仅仅局限在工具够用的层面。
同时，新兴与未来产业融资方兴未艾，直接融资体系亟待增进，这些因素构成了突破存准率下限的现实条件和政策窗口期，对于取消存款准备金率5%下限而言，当前时点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了。
（作者系远东资信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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